[21] 《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规定，检察政务信息公开包括：主动公开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、职权职责、机构设置、工作流程等与检察职能相关的内容，检察工作报告、专项工作报告，检察工作重大决策部署、重大创新举措、重大专项活动等内容，检察改革进展情况，与检察机关司法办案有关的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，违反规定程序过问案件的情况和检察机关接受监督的情况，检察统计数据及综合分析，年度部门预算、决算。

） 进入专题：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 。次要的条件是，权威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某种罪错需要追究。

其二，耶和华没有对蛇发问就直接判罚，是在暗示坏人没有辩解的权利吗？许多人相信，坏人一旦开口，就只有诡辩，还不如不让他们开口。也因此，刑事诉讼法反映着大众安全利益与个人自由利益之间的重大冲突，成了国家基本法的测震器。而正是在巡狩期间，舜得知鲧治水无功，百姓不便，特意归来向帝尧汇报情况，请示之后，殛鲧于羽山。因为路人络绎，车水马龙，不能任性狂奔，所以马自身更安全，骑马者也更安全，路人车马对如何行走皆有稳定期待，终会实现整体路面安全。史记对这次诛杀重臣事件的叙述视角，只是帝尧听认另一重臣的汇报。

再者，当她听到丈夫全无担当，推诿塞责之后，并没有反戈一击。前者如帝尧殛鲧，后者如耶和华逐亚当、夏娃出伊甸园。但执法空间的转移并没有显著改善执法状况，仍然很难对麻木车主严格执法。

当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，彼此的行为会产生交互影响。[12]吴毅：《何以个案，为何叙述——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反思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07年第4期。低收入市民对执法者反感情绪的弱化，可能降低执法现场的冲突规模和强度。社会群体利益矛盾为麻木车主抵制执法提供了机会结构。

[32]健康的社会秩序下，法律的有效性虽然不可能达到100%，但应当接近100%。七、结论与启示 本文尝试解释一类执法不严现象，将其视为弹性执法的表现之一，并着眼于弹性执法的作用和机理。

同时希望保持社会稳定，因此注意约束执法者慎用权力。中共中央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下称《决定》）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，并指明了具体方向：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，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。交警若在执法时一线弃权，就有市民不满，这种压力反馈到体制内，会促成运动式执法。这一过程中，违法者与执法者共同演绎、延续了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。

在访谈中，60岁的老王颇为得意地讲述其战术经验： 我这辆无证麻木载客跑了几年，现在交警看见我都会假装没看见。麻木车主在谈到非法运营时理直气壮，并不认为违法有什么大不了，反而质疑禁麻运动违背民生政策，政府要好的投资环境，我们就不要养家糊口？在他们看来，为了生活的违法具有正当性。[21]洛克伍德：《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》，李康译，《社会理论论坛》1997年第3期。弹性执法的塑造机理，具体展开如下： 第一，特定利益诉求是弹性执法的推力。

以违法建设查处为例，执法者发现违建行为时，建筑物往往已经成形，如果严格执法，就应当强制拆除建筑物，而这会遭遇激烈抵制，引发社会不和谐。本文将以湖北省南山市[10]的禁止非法机动三轮车（麻木[11]）的执法为例，对回避激烈矛盾的执法不严现象展开分析。

这主要与执法对象的特征有关：麻木车主文化程度较低，很难在法律框架下对话，且会得到街头民众的同情，容易煽动群众抵制执法。而弹性执法中，执法者与执法对象进行协商：执法对象的一些法外利益诉求被纳入考虑范围，执法者在缓和紧张关系、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根据具体情势选择执法行为。

在禁麻实践中表现为执法风格和结果的叠加，因为执法行动会造成外部影响，从而改变其他执法者所面临的报酬结构。[27]交警街头执法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如此。弹性执法体现了这一点，它导致执法不严，背离了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应有法治状态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指出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参见詹姆斯·科尔曼：《社会理论的基础》，邓方译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、24页。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禁麻实践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更重要领域。

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督，交警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极有可能一线弃权。因此，交警不得不适度回应麻木车主的利益诉求。

例如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，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要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，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，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改起，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法律保障。很多小纠纷具有同源性，容易发生叠加和聚合效应。

在这些群体看来，麻木越来越不合时宜，开始有人提出取缔麻木的建议。后来，不少人学会了我这一套，交警就不找我们老头的麻烦了。

但无论常态执法还是运动式执法，强制措施的运用，都可能导致矛盾激化，从而将交警置于民众的舆论视野。街头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经常为各阶层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间，任何事情发生在街头都会造成比其他地方更为轰动的效应。社会不满情绪被投射到个案中，交警的严格执法被想象成欺压弱势群体，其公共权力特征和社会治理性质被视而不见。而另一些群体所能获取的法律资源则相对稀缺，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并且，已经形成的执法习惯、思路和风格，对之后的执法行为有重要影响。在这些限制和影响下，交警执法难以不折不扣地实施法律，只能最大限度的维持一个弹性格局，在其中实现与执法对象的关系平衡和协商，维护时空控制权分割的稳定可控秩序，并根据情势在严格执法、折扣执法、一线弃权等选项中作出选择。

当这些战术无效时，麻木车主会转而抵制。执法过程很容易导致冲突，冲突中必须慎用强制措施。

因为要是看见我，就不好不来执法，但对我执法等于自找麻烦。[28]顾培东：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》，《中国法学》2008年第3期。

有些群体可以在立法、司法和执法等各个领域争夺法律资源，扩张其特殊利益。[16]王笛：《街头文化——成都公共空间、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，1870—1930》，李德英、谢继华、邓丽译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03页。在禁麻执法中，麻木通行形成了时空控制权分割的秩序，交警则处于周期性的一线弃权—运动执法中。第五，加大了执法地方化风险。

交警和麻木车主双方对一线弃权—运动执法逐渐习以为常，甚至主动按照这一秩序模式去安排行动。对于执法者而言，弹性执法也许有其不得不而为之的处境和原因。

有时即使使用强制措施，也难获得预期效果。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现象，较普遍地存在于基层社会。

协商可以缓和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紧张关系，减轻民众的不满情绪，减少执法冲突。五、弹性执法的宏观背景 法规难以自动弥合利益诉求的分歧，法律系统与生活实践之间存在张力，执法对象的抵制，这些都不必然导致弹性执法。